过去国民党高官认定“共党分子”，以“不贪污”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清正廉洁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断，不贪污的是“共党分子”，贪污的则是国民党。由此也就不难设想，一个政党、一个政府，一旦视贪污为正常现象，视官员的贪腐为常态，那就难逃败亡的命运。 1934年８月，时任北平女子文理918博天堂院长的史学家范文澜，因其进步言论且有共产党嫌疑被国民政府北平宪兵三团逮捕，被解往南京关押在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。经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出面营救，并由北平各大学教授20余人联名担保，范文澜于1935年1月获释。此前，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曾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情，说范文澜生活俭朴，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，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，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北平女子文理918博天堂图书馆买书。听了徐诵明所说的这一番话，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就说，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？不是共产党，哪有这样的傻子啊！ 无独有偶，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对于“共党分子”的判断，也与陈立夫相类似。1948年，先后担任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和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的杜聿明，奉蒋介石之命忙于指挥东北（辽沈）和徐蚌（淮海）两大会战，在此期间他心里总有一个隐忧，就是怀疑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是“共党分子”。据杜聿明的回忆，他之所以怀疑郭汝瑰，是缘于一次到郭家的探访。他发现郭汝瑰身为堂堂的国军中将厅长，家中客厅里摆的竟是打着好几块补丁的沙发。杜聿明由此揣测，国防部作战厅长的家如此寒酸，郭汝瑰不是共产党还有谁是共产党？ 真是出人意料，过去国民党高官认定“共党分子”，会以“不贪污”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清正廉洁。如果按照国民党高层的逻辑推断，不贪污的是“共党分子”，贪污的则是国民党。由此也就不难设想，一个政党、一个政府，一旦视贪污为正常现象，视官员的贪腐为常态，那就难逃败亡的命运。 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。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认为国军既然能度过险恶的八年艰苦抗战，也就完全可以挟抗战胜利之余威，彻底打败共产党。但最终却事与愿违，结局完全超乎蒋某人的预想。因为国民党官员的腐败，国统区经济动荡，国军军事失利；也因为共产党及其军队纪律严明、清正廉洁，共产党赢得了民众广泛支持和拥护。在解放战争短短四年时间里，数百万国军兵败如山倒，最后只得败走中国大陆，退守台湾孤岛。 其实，早在1940年5月，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考察访问陕北延安之后，就认为破坏抗战、投降卖国、贪污腐败、祸国殃民的是国民党，真正抗日救国、维护团结统一、廉洁奉公的是中国共产党，他断定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。而最早一批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，也有与陈嘉庚相同的看法。这些记者到延安采访后，如实报道了延安共产党政府的行政清廉，军队的军纪军风良好，深得老百姓的支持。美国记者的客观报道，让许多美国读者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“进步势力”的代表，称赞延安代表“民主的中国”，而重庆则代表“封建的中国”。 解放前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地下党，因“不贪污”而被怀疑是“共党分子”，很有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。但就是在过去那种血雨腥风的险恶环境下，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，秉持廉洁操守，甘愿为革命胜利抛头颅、洒热血。完全可以这样说，是贪污腐败让国民党一败涂地，是清正廉洁让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，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。 从地下党到执政党，地位变了、环境变了，“不贪污”的共产党员不会再有身家性命之虞，但“不贪污”依然是共产党人不可逾越的红线。时至今日，执政6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拒腐反贪的风险考验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，共产党人为民、务实、清廉的革命本色不该也不能褪色。无论是在过去、现在，还是在将来，共产党人与“不贪污”之间，始终应该是能画上等号的。（任和平） |
